张翠萍（1912-1982），1912年出生在河北省兴隆县五指山区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受勤劳质朴的父母熏陶，性格直爽、善良、坚强。在深山区长大，虽说是女孩家，也练就了爬山、上树的本事。成年后与本地农民朱殿昆结婚，由于她聪明能干，明事理，手脚麻利，活计又好，十里八川的相亲们都尊称她“麻利嫂”。

　　抗日战争期间，兴隆五指山区是冀东八路军开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张翠萍的丈夫朱殿坤是迁（西）遵（化）兴（隆）抗日联合县地下交通员，共产党员。她家经常是八路军游击队和县、区工作人员落脚的地方，张翠萍给八路军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是常有的事。指战员到她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谈笑风生。一拨又一拨子弟兵们还经常给她讲述英勇杀敌的抗战故事。

　　1943年初，时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的李运昌率八路军干部战士300多人战斗在兴隆县雾灵山东南方的五指山抗日游击根据地。1月21日傍晚，五指山区狂风怒吼，雪花纷飞。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带领的部分部队在五指山东麓的达峪村布置好关于坚持抗日游击工作的有关事项后，准备动身追赶大部队。这时，李司令员突然接到一封“鸡毛信”：敌人已探知李司令员所率部队的踪迹，日本关东军第108师团和热河讨伐大队约7000多人突然奔袭而来，已堵住这一带所有下山路口，并扬言要活捉李运昌。

　　李司令员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不能和敌人硬拼。为了保存实力，必须向五指山背后转移，然后再通过高山密林到达敌人无法顾及的五凤楼安全地带。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部队必须迅速转移，而此时最熟悉当地情况的八路军地下交通员，张翠萍的丈夫朱殿昆正赶往其他地方送信，还没有回来。由谁来带路呢？情况万分危机！已经怀有七八个月身孕的张翠萍挺身而出，她要亲自给李司令员他们带路突围。李运昌见此情景非常犹豫，张翠屏却爽朗地说：“我们山里人身子骨硬朗，快别婆婆妈妈的啦，我虽然没念过书，没文化‘水儿’，可我看过皮影戏里唱的花木兰、穆桂英。他们能上阵杀敌，我就不能给你们带路？快！麻溜儿跟我走！”于是，张翠萍拿着家里的大绳，便带着部队钻沟、爬坡，翻山越岭，艰难地来到只有她的丈夫朱殿坤送信时常走的一条密道，一个大石崖（也叫“大石憋砬”）下。只见这个大石崖有数丈高，光溜溜的看上去很难攀蹬。张翠萍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绳子，又让战士们解下绑腿连接在一起，她熟练地手抠、脚蹬着石砬缝儿，独自爬上了崖顶，然后又把绳子和绑腿的一头拴在一棵大松树上，另一头抛下了峭壁。三百多指战员分成两队，双手攥紧绳子或绑腿，双脚蹬着峭壁，一个接一个艰难地攀登上了“大石憋砬”，把大批的日伪军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当张翠萍带领着部队下了“大石憋砬”，又翻越了一道山梁，来到黑河谷底，刚刚踏上一溜冰川时，她忽然感觉一阵腹痛，然后呻吟一声，便倒在冰川上。不一会儿，就从她的身下发出了呱呱的婴儿啼哭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在山谷中回荡。人们都惊呆了！李运昌司令急忙叫战士们迅速倒背过脸去，围成一圈儿人墙，挡住寒风，临时“搭成”了一个“特殊的产房”。在这个特殊的“产房”里，张翠萍用自己的牙齿，咬断了婴儿的脐带，然后几名战士赶忙脱掉身上的大衣，把婴儿裹得严严实实，抱在怀里。与此同时，又有几名战士很快用山上的木棍，做成了一个临时担架，用三条被褥将张翠萍裹盖好，抬着她继续向前面的一个村子走去。

　　拂晓，部队到达五凤楼山脚的一个小村庄，急忙把她们母子送进老乡家。战士们慢慢地将大衣掀开一看，一个小男婴还在甜甜地熟睡，满屋的人都笑了。看到她们母子平安，李运昌司令员才如释重负。他负疚地说：“大嫂，都怨我一时疏忽，没能看出大嫂已经临近产期，叫你蒙受了这么大的苦难，我这里向大嫂道歉！”说着司令员向张翠萍深深地鞠了一躬。

　　李司令员向大嫂告别时，张翠萍让李司令员给降生在冰上婴儿起个名字。李司令员想了想，深有感触地说：“为了让我们中华民族永远记住日军制造的这场浩劫，也为了让我们子弟兵永远记住人民群众无私支援的鱼水深情，我看这个孩子就叫‘冰儿’吧。”说完，李司令员拱起双手对着乡亲们说：“麻利嫂和孩子，就有劳各位乡亲照顾了。”然后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李司令员又率领部队出发了。

　　自从张翠萍为八路军带路突围脱离险境以后，由于有坏人告密，日伪军经常来五指山区搜查曾经给李运昌带路突围的人。为躲避风险，母子俩经常东躲西藏，甚至连李司令员亲自给孩子起的“冰儿”的名字也不敢叫，只好给孩子临时又起了个乳名叫“胡林子”。更让人痛心的是，1945年4月19日，孩子的父亲、共产党员朱殿昆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途中被日军围住后，为了不泄露八路军的秘密，他急中生智，硬是把“鸡毛信”嚼烂后吞进肚子里，日军残忍地将他绑在大树上，用刺刀将他的肚子豁开，最后壮烈牺牲，但日军一个字也没得到。不久，张翠萍为了给部队转移大量的子弹累得大口吐血，从此再也干不了重活儿。

　　解放后，张翠萍带着她年幼的儿子种了点山地，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1960年，她带着儿子搬到距老家100多里外的北营房荒地沟村，搬家时连一副囫囵的碗筷都没有。虽然困苦到了极限，麻利嫂却从不向任何人提起给李运昌司令员带路的事，也从不跟任何人讲丈夫为革命牺牲的事。儿子成年后取名朱海清在当地娶妻生女，张翠萍一家三代人过着清苦而幸福的生活。

　　1982年春，张翠萍病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为了教育下一代，她终于向终日伺候在病床前的“冰儿”朱海清和儿媳讲述了从未讲过的家史。看到脸上挂满泪花的儿子、儿媳听得很认真，张翠萍又使尽力气，一左一右紧紧握住儿子和儿媳的手再一次嘱咐说：“让你们知道你爸、你妈都做过什么事，是想让你们还要接着做，而不是让你们拿这些事去瞎吹乎，去摆功。打小日本儿时你爸我们为革命做这些事是应该的，如果你们后辈子人再向政府去讨要什么那就不对了。你们听明白了吗？”。两个孩子都对着母亲深深地点了点头。说到这，她又强调说：“北京的李司令员是给国家做大事的人，你们要给我发誓：绝不能给李司令员和政府添一星半点的麻烦！”看到孩子们连连地点头答应，张翠萍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时隔不久，老人家便永远地告别了人世。当村干部和乡亲们帮助朱海清料理母亲张翠萍的丧事时，无意间在她曾经使用过的一个衣柜底下发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小黑木匣子。奇怪的是，这个小黑木匣子既没有钌吊也没有锁，谁也不知道怎么开，老人家生前也没跟任何人说过。难道是老人家留下的什么“传家之宝”？大家都恨不得马上看个究竟，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开锁的办法。最后，只好把黑木匣子用斧子劈开。当黑木匣子被打开后，在场的人都愣了：小黑匣子里哪里有什么金银财宝，里面只有两件东西：一件是用油皮纸包着的一张已经破旧的画图，另一件是用牛皮纸包着的一捆大小不等、颜色不一的旧纸条儿。村里有文化的人上前把破旧的画图凑起来细看，原来是张翠屏的丈夫朱殿坤当年当地下交通员时使用过的交通路线图。那一捆大小不一的旧纸条儿，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游击队和县、区工作人员在她家吃饭时打的欠粮条。粗略合计，大约有7000多斤！当时，大家都许诺她：等到打败了日本鬼子，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一定会如数偿还给她。

　　自从1949年10月全国解放以后至五十年代初，县政府确实多次发过公告，凡是家中有此类欠条的乡亲们都可以到所在地政府民政部门兑换小米。假如当时她拿这些欠粮条去换的话，那真可以算是一笔丰厚的财富。但是，张翠萍却没有这样做，她一直默默地珍藏着这些欠条，也从没有向儿子和儿媳妇透露过这件事。在他心里这一张张欠条，就像是当年那一拨又一拨的子弟兵的音容笑貌，令她亲切不已，又像一拨又一拨子弟兵们给她讲述的英勇杀敌的故事。她正是用这种人世间最淳朴、最真挚的感情锁住了“物欲”，锁住了理应得到的“回报”。但令人遗憾的是，根据当地的习俗，张翠屏留下的那个黑木匣子，连同匣子里的价值7000多斤的欠粮条和“交通路线图”和其他随葬品一起全都给老人家“带”（烧）到天堂里去了。她去世后，也就是1984年，县民政局追认她的丈夫朱殿昆为革命烈士。

　　早在1949年3月，担任热河省委书记、热河省政府主席、热河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李运昌，在“热河省无人区代表会议”期间，找到兴隆县委书记王佐民，拜托他在五指山周边寻找张翠萍母子。因此事张翠萍从未提及过，别人不知道。王佐民受命查找一年，因工作调动又嘱托继任寻找，又因张翠萍后来离开五指山，寻找更难，断断续续多少年仍然没有音信。

　　1983-1984年，李运昌连着委托乐投米兰地区行署副专员赵锡廷（当年李运昌司令员开辟游击区时的财粮助理）和乐投米兰地区党史办主任李景珍继续寻找“冰儿”。1985年春节刚过，李景珍便来到兴隆，将寻找“冰儿”的任务委托给兴隆县党史办副主任佟靖功。

　　佟靖功历尽艰辛，终于1987年9月18日，与赵锡廷副专员一起在平安堡铁厂找到了当工人的“冰儿”。“冰儿”名叫朱海清，当年已经45岁。1943年1月那段经历，是听他母亲1982年3月23日病逝前告诉他的……。

　　找到“冰儿”喜讯传到北京，已经80岁高龄的李运昌亲自来到乐投米兰。1988年4月17日上午9时，老司令与阔别45年的“冰儿”终于百感交集地拥抱在一起。

　　张翠萍的事迹感动了乐投米兰，感动了河北。先后有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宣传报道了她的感人事迹。许多人感叹不已，称她是隐在大山深处的中华女杰，是熠熠发光的雾灵明珠！2005年，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张翠屏和河北著名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等英雄人物一起，被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评为河北省“十大爱国拥军杰出人物”。